零工经济
凌晨一点的城市,骑手还在跑最后一单。他不是哪家公司的员工,没有打卡,没有底薪,接单才有钱。
你叫车、点外卖、找保洁,背后都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被叫作「灵活就业」,听起来很自由。这份自由的另一面是什么,要先从「零工」两个字拆起。
零工经济的两个面孔
零工经济,指的是平台把完整岗位拆成零散任务,按需派给不固定的个人。网约车、外卖、众包配送、网约家政,都在这张网里。它的招牌是灵活:想干就干,不干就停。
另一副面孔藏在合同里。接单的人大多不跟平台签劳动合同,没有五险一金,没有底薪,没有带薪假。出了事故,第一反应是自己掏钱。灵活对平台是轻资产,对个人常常是零兜底。
这种两副面孔并存的状态,正是零工最该被看清的地方。
「送外卖就是与死神赛跑,和交警较劲,和红灯做朋友。」
这句被反复引用的话,出自 2020 年《人物》杂志那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说这话的,不是作家,是一线骑手。
专家谈外卖骑手陷「算法困境」:平台应提升外卖员保障(中国新闻网,2020-09)众包如何消解劳动关系
平台常用的说法是「我们只是信息中介」。它把车和房客、把商家和食客、把单子和骑手撮合到一起,不直接雇人。这样一来,劳动关系从「企业对员工」变成了「平台对个人」的松散对接。
一旦劳动关系被消解,社保、工伤、加班费都失去了附着点。许多平台进一步把骑手注册为「个体工商户」或「合作方」,名义上成了平等的生意伙伴。可定价权、派单权、处罚权全在平台手里,伙伴二字名不副实。
真正被改变的,不是工作的内容,而是风险的归属。风险从公司账上,悄悄挪到了个人的身体和存折上。
算法派单与计时
把人变成临时工之后,平台用算法接管了节奏。系统给每单算出一条送达时限,超时便扣分、罚款、降权重。为了这口气,骑手在现实里逆行、闯红灯、抄近道。
《人物》的调研留下了一组刺眼的数字:二〇一六年,三公里送单最长限时一小时;二〇一七年压到四十五分钟;二〇一八年又变成三十九分钟。时间被一年年往下挤,挤出来的每一分钟,最后都由骑手用安全去补。
中国社科院孙萍从二〇一七年起研究外卖算法与骑手的数字劳动关系。她指出,整套系统高度偏向消费者,骑手几乎没有话语权。算法可以改,但改不改、往哪改,决定权不在骑手。
没有底线的临时工
灵活一旦没有下限,就滑向无底线的临时工。没有最低工资托底,单量波动全由个人扛;没有休息保障,病了也得抢高峰;差评一来,罚款比好评的奖励重得多。
更冷的数字来自安全。前述报道提到,上海在二〇一七年上半年,平均每两点五天就有一名外卖骑手伤亡。广州交警在二〇一八年九月查处外卖骑手交通违法两千余宗。这些不是个别意外,是计时系统逼出来的常态。
平台把效率推到极致,却把代价记在骑手名下。账户里每少一笔超时罚款,路上就多一次抢灯冒险。
反例:灵活也有真实价值
但不能一边倒。零工的灵活,对某些人确是实打实的好处。工厂转行的工人、要带孩子的母亲、等下一班岗的年轻人,靠它拿到一笔门槛不高的收入。疫情最紧的时候,零工还当过就业的蓄水池。
也有骑手直说,比起固定班的束缚,他宁可要这份自主。把灵活全盘否定,会忽略这群人真实的选择空间。
我的判断是:问题不在灵活本身,而在平台把灵活当成卸责的借口。它拿走调度权与抽成,却把天气、事故、空跑的风险全推给个人。该追问的方向,是「谁来分担这份不确定」,而不是「要不要零工」。
收口
下次点外卖,看到「准时率」别只当体验指标。那背后是另一个人的红灯与倒计时。
可以主动勾选「多等五分钟」,更像是承认算法之外还有人,而非施舍。真正要改的,是让系统为那五分钟负责,而不是总让骑手用命去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