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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片与美国梦:荒原上的国家自我想象

2023.02.19电影1921 字视频 1 · 参考 5

1890 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在报告里写下一条技术性判断:定居区已经被孤立的地块切碎,再也画不出一条连续的边疆线了。

三年后,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在芝加哥宣读《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说美国的民主不是从欧洲继承来的,是在西进的路上长出来的。

又过十年,1903 年,《火车大劫案》上映,十二分钟。最后一个镜头里,强盗举枪朝观众开火。荒原从此有了自己的画面。

边疆的关闭与神话的开端

特纳宣读论文的时间,正赶上芝加哥办世博会。那几年美国史学界在争一件事:美国的制度到底是欧洲的延伸,还是本土的产物。

他给出的答案把地理变成了发动机。自由土地不断后退,每退一次,社会就重新洗牌一次;东部的阶级矛盾被西部的空地吸走,等于装了一个安全阀。

一直向后退缩的自由土地的边疆乃是美国发展的关键。
——特纳《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1893 年,转引自光明网

这句话的时态值得注意。他说的是一项刚刚结束的事业。边疆关掉了,神话才开始动工。

实用主义哲学与美国的领土扩张(光明网,2003-06-10)

荒原上的个人主义

西部片把这篇论文拍成了动作。镇上没有政府,只有警长;没有法院,只有枪;没有邻居,只有地平线。

这种设置让「自己解决」变成了一种道德。英雄不报警,因为最近的警局在三百英里外;他不等支援,因为支援不会来。

个人主义在这里更像一种基础设施的缺失,被摄影机拍成了性格。荒原上没有别人,所以只能靠自己——这句话既是处境,也是宣传。

原住民的两种位置

印第安人在早期西部片里只有两个位置:背景,或者反派。

1956 年约翰·福特的《搜索者》是最典型的例子。科曼奇人被写成绑匪,酋长「刀疤」由白人演员亨利·布兰登扮演。

更狠的是结尾前那一场:伊桑找到长大成人的侄女,她穿着印第安人的衣服,他的第一反应是拔枪。他宁可让她死。

澎湃的一篇影评说这部片子对印第安人「极尽丑化之能事」。这个判断不过分。福特自己大概也知道,所以他让伊桑最后被关在门外。

《西部世界》:重新审视印第安文化(澎湃新闻)

类型自己拆过自己的台

1970 年出现两部反着拍的片子。《小巨人》让一个白人被印第安人养大,亲眼看着卡斯特的部队被全歼。《蓝衣骑兵队》把骑兵的屠杀直接摆到镜头前。

1990 年,《与狼共舞》拿了七项奥斯卡。野牛被剥皮后扔在草原上腐烂那一段,把文明与野蛮的位置调了个个儿。

2023 年,斯科塞斯的《花月杀手》把 1920 年代奥塞奇族的连环谋杀案搬上银幕。这一次,杀人者说的是「我是为你好」。

最强的反驳:换皮与换视角

到这儿得摆一个更难对付的反对意见。

这些「反思」的片子,主角仍然是白人。《与狼共舞》是白人军官走进苏族部落,被他们教会怎么做人;《花月杀手》的视线,也长期停在莱昂纳多那张困惑的脸上。

批评者说得对:这仍然是借印第安人的苦难,完成白人的道德叙事。印第安人从反派变成了镜子,而镜子的用处是照见持镜的人。

我认这一半,但只认一半。镜子的说法解释不了 2021 年之后的转向。《保留地之犬》由斯特林·哈乔和塔伊加·维迪提共同创作,大量启用原住民演员与编剧,写的是保留地里几个偷零食的少年。

那里没有英雄,只有没电的微波炉和一辆开不动的车。话语权确实换了手,换手之后片子也不好看了——它变得琐碎、慢、没有高潮。这恰恰是它真实的地方。

中国西部片的一次移植

1991 年,何平的《双旗镇刀客》把西部片的骨架搬到了河西走廊。小镇、黄沙、一个不会打架的少年、一个必须独自面对的杀手。

它证明这套语法不专属于美国。荒原在任何地方都能生产个人主义,只要那儿离权力足够远。

反过来说也成立:一旦铁路修到、政府设县、保险公司进场,英雄就失业了。西部片的衰落,和边疆的关闭是同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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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镜头

《搜索者》的结尾只有一个动作。伊桑把侄女送进屋,屋里的人在笑,他站在门口,一只手抓着另一只胳膊。

门从里面关上。镜头不动,他留在门外的荒原上,背对观众,然后走开。

这个镜头不到三十秒,福特没有给任何解释。它既是类型的判决,也是类型唯一一次诚实的时刻。

重看的时候,把那三十秒倒回去看两遍。第一遍看门,第二遍看他转身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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